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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滢《东课楼经变》:疏离中游弋的少年情怀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20-01-31 浏览次数:

  
 

   《东课楼经变》书封如《东课楼经变》里,她写几乎总是错乱的时间空间和有许多诡异色彩的人(如逃学练习隐身的“我”、“鬼魂”苗笛、养鼠人阿卜和养蛇人陆元):“有时候很奇怪,我会由于太熟悉某处地点,而全盘忘记了它的样貌,连走了许多次的长廊,楼梯,甚至,那一个每天皆逗留的房间也变得陌生起来了。 可是,当梦里有一处陌生的所在,我便又自行勾勒出它的复杂结构,哪怕它外表像一个方盒子,你看到之后,绝对不会觉得那其实是一个谜。

  
 

   这结构永远猜不破,东课楼就是个例子,不过也不好说啦。

  
 

   我们几个人围观过它的废墟,那时,任何一个藏匿之处都化为乌有,只被消解成简单的木条与砖块了。 ”如果将文字作品进行物质化的比喻,费滢的小说是看似轻巧,拿在手里机关重重、需要花好多时间来解谜的益智玩具,总想气急败坏地弃置到一边,又总不甘心想拿起来再试试看。

  
 

   而费滢的“益智玩具”的诸多“机关”中的重要构成就是费滢所谓的有效的语言:“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因而需要不同的语言。 你的文风其实是根据你行文背后的逻辑来决定的,确定了文章的逻辑才能确定你的文风,而不是我想要用什么样的词,整个风格都被我对那个东西的向往拖拽着走,包括里面的人物,一定要被概念拖着走,那不是不可能的。

  
 

   要先设想到底想要说什么,然后去追寻后面的逻辑,去寻找那个逻辑后面的词。 我是一个很洁癖的人,我在追求语言的有效性——即用最少的词汇表达那个意思。 ”1月5日费滢在单向空间·大悦城店举办的《东课楼经变》分享会上谈道。 并未按照“谱系”寻找位置杨庆祥谈及,《东课楼经变》写的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故事,少年的情怀特别好,但是这个小说非常耐读,里面的用词、句子、情绪,整个跟九十年代以来的大陆题材完全不一样。 我感觉跟中国台湾渊源比较深,然后又是朱天心给她写的序,我就知道她大概的谱系在哪里了。

  
 

   费滢回应自己并没有刻意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谱系去选择自己的位置。

  
 

   《朝天宫》可以看作是对于汪曾祺的遥远“回应”,而《佛说naga救疾》是在阅读张大春的《我妹妹》之后产生的灵感,但归根到底都像是一种“偶然”。

  
 

   以《佛说naga救疾》为例,费滢说naga是她在硕士阶段遇到的一位患有肾衰竭的朋友,作者与她的朋友相约一同对抗这个疾病,一人用医疗而另一人用文字。

  
 

   就这样,作者每日晚饭后写一千余字,持续了两年半,直到她的朋友成功换了肾,这篇文章也到此结束。

  
 

   “他凌晨六点接到电话,说有肾源了;我说我也不写了,反正你又活了。 就是这样一种创作。 ”费滢说。 另一篇文章《东课楼经变》则与费滢的论文旨趣有关。 费滢是做佛教文献学的,对于变文尤为感兴趣。 中国的小说一开始就是讲唱文学,讲唱文学是由讲经演变而来的。 变文是配合着佛经的图画内容的文本。

  
 

   现代学者对于变文并没有准确的定义,这之中的“变”是印度语的一个词根,有神变、变现、变相等含义,就是把文本的内容重新栩栩如生地放置在读者面前。

  
 

   “我想写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小说,叫做变文。 把记忆中的结构呈现出来。 ”费滢说。 作家朱天心称《东课楼经变》这本书是“曾悠游于最好时光才可能有的作品”,费滢正经八百的态度讲着“人不中二枉少年”的天真之事,巨大的反差自带一种张力,是“现实与虚构奇想成分比例恰当”的小说配方。 记一段少年情怀,于疏离中游弋“月亮旁边飞个星星,我便是那个放星人。

  
 

   ”费滢在该书的封面上写道。 《东课楼经变》围绕一个中学生展开。 书中的主角实际上是一个女性,但是基本上看不出来明显的性征,是一个中性的形象。 她在里面不停走,不停地找着出路,想找到一台时光机去安置年少的自己。 杨庆祥认为,费滢在这本书中始终带着一种强烈的疏离感。 这种疏离与“孤身坠入地球,找不到群星的来信”有关,“感觉她是不停在寻找去路的少年,好像已经被时光囚禁了,而时间在小说里面基本上是不走的”。 而作者选择回到某个时间点,其实也是在追寻那时的自己。 东课楼、小礼堂、钟楼、紫藤长廊、大操场、行知楼等等都是费滢心中地图上的标志性建筑,她在此间穿梭游荡,可始终不明不白。

  
 

   “搞清楚一处所在,搞清楚每一个细节之后,此处便失去它作为迷宫的意义,它便任由你安置记忆与词汇”。

  
 

   游弋于疏离中,少年情怀便由此而生。 在费滢看来,人生经验需要沉淀一段时间方才能使用。 她说自己只能写十年前的事情,而无法处理当下的事情,“没有那么强的批判能力去进行现实主义批评,只能写十年前已经沉淀,已经被记忆篡改,已经陌生化的一种体验”。 “世界公民”:一代人的文化理想杨庆祥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征候和价值理想,“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或者文化理想就是做一个世界公民”,不是把特定的地域符号挂在身上。

  
 

   杨庆祥分析说:“东课楼在费滢的小说里面是一个配置一般的存在,就像她的小说是她的人生中一个配置一样。 我们这一代人生命意志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这里,不是强烈的要向世界找什么东西证明自己,而是一种无可无不可,若即若离的关系。 ”费滢认为在创作过程中确实没有刻意追求一种“目的感”,而是偏向于抒发个人生命的体验与感悟。

  
 

   对于南京的书写,更像是间隔一段遥远距离后永远无法抵达的“乡愁”。 “因为你离开了,永远不可能回到那个点,永远只能折返跑,才会有乡愁,去持续地追寻,有资格和能力去修改。 ”费滢说。 杨庆祥说,现在文学变成了一个熟练工,出现了所谓的职业作家,好比莫言做一个杯子很厉害,后人通过长时间的揣摩、习得,也可以做一个差不多的杯子,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写得不错。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成熟的、像模像样的、看起来特别有文学感的作品。 我们要的是可能有很多毛病,但非常异质性的文字”。 谈起日后的创作方向,费滢坦言对“政治科幻类”比较感兴趣。

  
 

   在一个信息过载的后网络时代,搜索引擎也无法帮助人们选择出有用信息时,人们就进入了一个没有梦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消解得干干净净。 在这个没有梦的时代,每个人的梦都是空白的。

  
 

   而其中有一个人想要进入这样的网络时代断层中考古,“想象一个网络时代是一个巨大的遗址,你在里面进行考古。

  
 

   考到了民国时候的一个公园,有一个摇签机器,会摇出你的命运,都以四句诗歌的形成来说你的命运”。 在费滢看来,现在的时代太快了,当人们觉得累到快赶不上的时候,自然就慢下来了。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有一种知识,要一种耐心,要一种天赋和敏感。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费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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